深柳读书|媒介化中的意向性与身体性——从海德格尔到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演进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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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中的意向性与身体性
——从海德格尔到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演进
作者 | 王学成
内容提要
论文从媒介技术思想演变的视角对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技术/媒介思想的意义、关联与变化进行了阐释。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是建立在物的媒介性基础上的，而物的媒介性又是以此在的“生存意向”为本体论基础，此在的生存世界的展开本质上是意向性意义上的媒介化建构。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虽然与海德格尔技术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与海德格尔在意向性意义上言说媒介不同，麦克卢汉更多地是在实体意义上言说媒介，从身体视角理解媒介世界的生成以及人与媒介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发展，将海德格尔意向性意义上的媒介化建构转变为以身体为本体的媒介化建构，这一媒介逻辑的转变标志着媒介哲学的诞生。
关键词
媒介化 意向性 媒介存在论
正文
引言
作为“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这一论断的提出者，海德格尔“第一次把技术提升到哲学的核心位置”，其技术之思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传播学领域，随着媒介技术思想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与媒介的关联。基特勒曾指出：“只有到了海德格尔的理论那里，即当他把哲学转变成‘思’之时，有关技术媒介的意识才日益增强。” 戴维·J.贡克尔(David Gunkel)和保罗·A.泰勒(Paul A.Taylor)认为，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媒介有高度关联，但总的来讲，他的思想却被人们忽视了，这是因为人们得经历一系列步骤之后才能看出这样一种关联”。既然海德格尔与媒介思想具有隐秘但却内在的关联，那么，有着媒介形而上学家之称的麦克卢汉是否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
哈曼（Harman）指出，麦克卢汉将格式塔心理学中的背景/图形理论应用到媒介分析之上，其论述媒介的显/隐与海德格尔存在之在场与隐没是一致的。因此，“麦克卢汉和20世纪这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且也确有可能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观点类似”。雷龙和韦达（Laureano Ralon & Marcelo Vieta）将麦克卢汉称为存在主义现象学家，认为：“基于感知、存在和生活世界经验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基于感官、具身化和中介性理论的媒介环境学之间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戴维·J.贡克尔和保罗·A.泰勒认为，麦克卢汉在对媒介进行阐释时“借用并发挥了海德格尔上手性概念的内在含义”，其媒介压缩时空的观念与海德格尔技术“去远”思想亦有相似之处。
在国内，麦克卢汉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概言之，主要存在以下三类观点：（1）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即是现象学“本质直观”思维方式的运用；（2）麦克卢汉“背景/图形”理论中蕴含着现象学内核，“意向性”是理解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钥匙；（3）相较于胡塞尔，麦克卢汉的思路要更接近后来的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他的方法与其说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不如说是“存在论”。
然而，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与媒介产生了关联？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麦克卢汉？这些问题依然有待深入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不是意在让麦克卢汉穿上存在主义的外衣，而是为了揭示出麦克卢汉理论中存在主义的一面与海德格尔开启的现象学之间的重要亲和性；为了媒介环境学和现象学的利益，这些问题理应得到探索”。为此，本文拟将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带入到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之思考中，通过交互阐释的方式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与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内在关联，探讨从海德格尔到麦克卢汉媒介技术思想的演进路径。
一、意向性与媒介：海德格尔的媒介存在论
要探讨海德格尔以及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演进，我们首先需要追问：在海德格尔那里，媒介是什么？媒介与技术是何种关系？二者是同一概念吗？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一切人造物作为人的感官的延伸都是媒介，也同样是技术。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媒介与技术既可以通用，也有着一定的差别。“媒介一词比起技术或用具等等概念而言，更突显其‘在……之间’、‘通过……而达’、‘向……呈现’等涵义，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居间性的指引概念”。从本文的角度看，海德格尔的技术概念涵盖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但考虑到二者著作中各自不同的概念使用方式，在探讨海德格尔的媒介思想时仍主要使用技术这一概念，而在论及麦克卢汉的时候则使用媒介或媒介技术的概念。
那么，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是什么呢？按照一般的理解，技术就是工具，是人有目的的行为。然而，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创造性意义首先即在于批判这种“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当然，批判工具论的技术观并不是否定技术是工具，将技术视为工具本身并无错误，但“正确的东西并不等于真理。——在正确的东西那里，事情的本质尚未揭示出来”，如果“我们逐步逐步地追问被看作手段的技术根本上是什么，我们就达到了解蔽那里”。也就是说，技术的本质不是工具或手段，而是一种去蔽方式。
什么是“去蔽”？去蔽即是存在者的在场和显露。存在者的显露或在场首先意味着物具有其质料与形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一切创造物的形成都有其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分为四种：形式因、质料因、目的因、动力因。而这四种原因又可最终归结为形式因和质料因。虽然物之显现是诸种原因的共同结果，但在现代因果论的视角下，技术被视为中立之物，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而人则成为技术之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海德格尔基于对亚氏“四因说”的阐释指出，物的生产并非目的因或动力因的单纯结果，而是四种原因共同“招致”的结果。以银盘的制造为例。银盘所用的银是质料因，银盘的形状或外观是形式因，将银盘限定于祭祀之用是目的因，而银匠通过仔细的考虑将以上三种动力因招致聚集起来，将银盘带入显现之中。在这里，“考虑”的希腊文具有“把……带入现象”、“使……显露”之义。这四种共同招致就是产出，“通过产出，无论是自然中生长的东西还是手工业和艺术中制作的东西一概达乎其显露了。”由此可见，产出即是物的显现，也就是去蔽。
“去蔽”即物之显现，这一论断暗含着一个问题：对谁的显现？这必然将我们带向作为主体的“此在”。也就是说，显现必然是对此在的显现。其原因在于：我们只能在主体在场的前提下谈论物的显现。“唯当此在存在, 才有真理, 唯当此在存在, 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这意味着，“此在有着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地位——此在的存在是使其他存在者存在的先决条件”。说此在是其他存在者存在的先决条件并非否认物的客观性，也不意味着没有此在其他事物就不存在。自近代怀疑论和康德的不可知论以来，关于独立于客体之外的实在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被排除在哲学之外，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也正是在自然科学之外重新划定哲学的价值与研究领地。也就是说，虽然去蔽或在场首先意味着物是作为具有质料和形式的实体而得以存在，然而，由于对存在之追问是从此在之存在论立场上出发的，所以，物只有当其与此在产生关联时才存在。
我们可以对于生存论意义的去蔽做出这样的解读，物的显现不是“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而是在主体眼前“一时明白起来”。或者说，当我们说“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时，花树便已经在主体的意向中在场了。进而言之，物的显现并非仅实体或表象意义上的在场，也不是洛克或休谟所谓的“感觉观念”或“印象”的集合，而是“意蕴”的显现，在此在与物或世界的照面后面是“有意义结构的东西”。这一有意义结构的东西乃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结构”，恰恰是这种意向结构意义上的在场赋予了事物以存在。何以如此？首先，意向性结构揭示了此在与物或周遭世界的关系，物之显现或去蔽即是此在与物的遭遇，此在在世的方式即表现为与各种各样的用具打交道。“当物与此在照面时,物不是首先以单个的认知对象摆在面前,而是率先以此在生存操劳的世界中开启为某种相关联的用具。”其次，在这种遭遇中，物之显现不是传统形而上学与主体相分割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处于相互关联的整体中。“严格地说，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的一向是一个用具整体。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
因此，去蔽即此在与物的照面，经由这种照面，此在与其他存在者建立了关联，我们只有在与此在相关联的意义上才能谈论物的显现或去蔽。在此，关联首先是存在者与此在之关联，即物我之关联。然而，物之去蔽或世界之存在不仅依赖于物我之间生存论意义上的关联，也依赖于物的相互指引性。所谓“指引是让物当前显现的东西，而指引本身又是通过指引整体才得以当前显现或昭显的”。事物是通过指向它者的方式来显示和实现自身，锤子只有指向钉子的时候才成其为锤子，没有这种指向性所建立的关联，则物即不能成其为物。
然而，物的指引性是如何可能的呢？或者说，物的指引性是物自身的实体属性还是主体之建构呢？回答是二者兼而有之。如上所言，锤子只有在指向钉子时才成其为锤子，但锤子指向钉子不仅是锤子在物理意义上具有能够对钉子施加压力的特性，而且依赖于此在的操作活动，即此在将锤子与钉子纳入到整个为实现某个目的的实践活动之中。这也就是说，“人们与事物照面的首要方式，并不是凝视事物的外表以便发现它们之所是。事物之所以存在并成为它们所是的东西，就在于它们对于某些任务来讲是有用的，就在于它们被赋予并被用于某种特殊目的”。
操作与“上手”表现为一种实践活动，然而，在这种实践活动后面起支配作用的是此在的“寻视操劳”，这种“寻视操劳”即此在的生存“意向”的展开。此在通过寻视操劳这一意向性活动在此在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建立关联，这种关联的本质即是物的媒介化。我们说它是一个媒介化活动是因为，围绕着此在的寻视操劳所展开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此在的生存世界的建构，而这一建构是通过物的指引性不断扩展的过程，“在世界的际会结构中，那有着首要作用的东西，不是物，而是指引，而如果要以‘马堡学派’的用语来表达这一实情，那么就得说：不是实体，而是功能”。物的这种指引性即是物的媒介性，这种媒介性只有在此在的寻视操劳中才成为可能，“在寻视操劳中包含有对一种因缘整体性的领会，这种领会基于对为了此、何所用、用于此与为其故这些关联的先行领会”。这也就是说，物的指引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因缘整体性是通过以此在的生存意向为核心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脱离了此在的意向性活动事物即不存在，物的指引性也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意向活动的媒介化视为最初和最为根本的媒介化建构。
意向性意义上的媒介化在海德格尔的技术“去远”思想中也有清晰体现，所谓“去远说的是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是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在通常的理解中，技术的去远是指通过对“空间”距离的拉近来消弥存在者之间的距离。如铁路运输等使得物理空间上的距离被拉近了；电视、广播等传输媒介通过音像的方式将世界上的任何遥远角落都即时传递到我们的眼前。除了实体媒介之外，作为原初媒介的语言亦具有去远之功能。这是因为，语言是召唤，是使世界近前，“当我们不能把握或展示存在或存在并不直接现身时，我们就用符号来表示……如此，符号便成了被推延了的存在之在场”。这也就是说，语言是让存在者显现的方式，“惟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而也没有不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开性”。从这个角度说，语言既是去蔽，也是去远。语言何以具有去远和去蔽之功能？这是因为语言的本质乃是“聚集”，是一种将事物或“存在者”纳入到自身的活动，“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将存在者编织进“思”之中，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存在，语言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此在的存在方式。
由此可见，无论是语言媒介还是其他实体技术的本质皆是去蔽，而去远亦可以说是去蔽的一种方式，即通过使事物近前的方式使事物显露。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媒介与实体技术逻辑在本质上是同样的。
当然，语言的“去远”与实体技术的去远亦有差别。如果说常人所理解的实体技术的去远更多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那么，语言的去远则是媒介空间意义上的。然而，技术的去远虽然具有物理和媒介空间这双重维度，但海德格尔所谓的去远却并非物理和媒介空间意义上的，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近’说的是，处在寻视着首先上手的东西的环围之中。接近不是以执着于身体的我这物为准的，而是以操劳在世为准的，这就是说，以在世之际总是首先来照面的东西为准的”。“例如，眼镜从距离上说近得就‘在鼻梁上’，然而对戴眼镜的人来说，这种用具在周围世界中比起对面墙上的画要相去远甚”。这也就是说，决定着事物之远近的不是技术，而是主体，是此在的寻视操劳，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寻视操劳活动即是制定着方向的去远活动”。由此可见，此在的意向性活动才是最本原意义上的去远，这种去远其实也就是媒介化，但它是一种生存意向意义上的媒介化，在这个意义上， “去远是此在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
综上所述，技术的本质是“去蔽”，“去蔽”即是物的敞开或显露，但物的显露并不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独立自在，而是相对于此在的呈现或显露，事物只有在此在在场的前提下才存在。另一方面，物的显露不仅是在与此在的关系上，也是在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中才成为可能。作为去蔽的技术之本质是在此在与世界之间建立关联，这种关联包括“我们遭遇到的物质性的‘周遭世界’(Umwelt) 、人际性的 ‘共同世界’(Mitwelt) 和我的‘自身世界’(Selbstwelt) 。”
如何理解这种关联？首先，关联乃是事物显现的方式，只有在关联之中存在者才作为存在者存在，事物之去蔽或存在者之意义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中才能被理解和通达。
其次，关联就是媒介化，从存在者之关联的角度，关联就是将事物置于一个相互指引的系统中，“我们就这样把上手事物的存在（因缘）乃至世界之为世界本身规定为一种指引联络”。物的“指引性”也即物的“媒介性”，就任何一物总是指向它物，万物皆经由指向它物而构建起此在的生存世界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万物皆媒”。
第三，关联的本质是一种生存建构，在这种建构中，意向性意义上的关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其原因在于，物的指引性固然是物性层面的相互关联，但使这种指引成为可能的乃是人的实践操作活动。因此，围绕着寻视操劳的意向性建构活动是物之指引性背后真正具有本体性和决定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意向的媒介化，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围绕着此在的“意向性”和物的“指引性”而展开的媒介化建构。在这种媒介性的生存建构中，“世界属于一个关联性的、标志着此在之为此在的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为‘在世界之中存在’”。意向性意义上的媒介化建构的基础乃是意向性的逻辑：此在的意向活动与其所指向或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具有不可分性，这种不可分性源于此在的意识活动的“缘在性”（张祥龙的翻译）。在胡塞尔那里，意识活动的缘在性被表达为“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每一个意识行为，每一个经验，都与某个对象相关联。每一个意向都有其被意向的对象。”意向的媒介化就是将事物纳入到此在的“意向结构”之中，纳入到“为……用”的生存谋划之中，对于此在的生存活动来说，“事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成为其所是，就在于它们首先是用具，是手段，是相对于某种目的的手段 ”。物只有在被纳入到围绕着此在的寻视操劳而展开的操作活动或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一实践活动中时才获得其存在和意义，才能实现其指向它物的媒介功能。因此，意向性意义上的媒介化在媒介的功能中具有更为原初、根本和决定性的作用。
二、身体与媒介：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媒介观的交互阐释
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是否对麦克卢汉产生了影响？答案是肯定的。麦克卢汉说：“我的方法被恰当地说成是‘结构主义的’……媒介领域只有我冒险使用结构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方法。”然而，麦克卢汉到底在哪些方面继承了海德格尔？又在哪些方面与海德格尔走上了不同的路径？
与海德格尔首次将技术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一样，麦克卢汉强调媒介的意义与重要性。基特勒曾言：“如果没有麦克卢汉做出‘媒介即讯息’的论断，媒介研究将会继续原来的主题，但媒体研究领域本身将不会独立存在或获得方法论上的清晰性。”然而，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对技术之重要性的强调，而且在于对媒介技术逻辑的相似阐释。如果我们把麦克卢汉的媒介观放在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观照下，就会发现麦克卢汉的“讯息论”其实就是对海德格尔技术“去蔽论”的注解。或者说，通过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麦克卢汉“讯息论”的意义。
根据国外学者对“媒介即讯息”的解读，这个论断的意思是：“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加载于它的各种内容，而是它的传播形式。”麦克卢汉在对“媒介即讯息”进行阐释时指出：“人们往往怀疑轮子、印刷术或飞机能改变我们的感知习惯。即使这样，一接触电光照明，他们的疑问就涣然冰释了。在这个领域，媒介即是讯息。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的世界。电灯一灭，这一感知世界就荡然无存。”在这里，媒介即是“灯光”，借助于媒介，事物才能被照亮和感知到。与之相应，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是“去蔽”，借助于技术，存在或真理得以显现。比如，语言媒介即是去蔽，语言的去蔽功能恰如光的透射作用，“光不仅仅是穿透的东西，而就是穿透本身。”在此，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是“电灯”的比喻实际上对海德格尔技术“解蔽”论作出了形象阐释。
然而，媒介何以具有“照亮”功能？这是因为媒介即尺度，“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媒介作为尺度以规定事物呈现方式的方式规定了我们观看、感知、体验事物的方式，是使与特定媒介相应的认知得以可能的条件与前提，借助于特定的媒介我们才能看到与之相应的内容，正如望远镜和显微镜决定了我们观看的视野或不同内容一样。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媒介决定了我们所经验或感知的对象是如何呈现的。另一方面，它又决定了我们经验事物的方式和范围。正如语言以“命名”的方式规定事物的属性、特征或呈现方式一样，“媒介的意义并不是把具有如此这般规定性的事物之规定性传递给人知道，而是说正是媒介才使得事物具有了如此这般的规定性”。
这里的问题是，媒介作为规定事物“呈现”的方式何以又同时规定了主体感知事物的方式？或者说，媒介对主体的规定性是如何可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转向麦克卢汉的“延伸论”。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是我们身体和官能的延伸，无论衣服、住宅或是我们更加熟悉的轮子、马镫，它们都是我们身体各部分的延伸。”从狭义的媒介来说，文字是视觉的延伸，电话是耳朵和声音的延伸，“广播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计算机是我们意识的延伸。
那么，媒介是如何延伸人的身体呢？或者说，媒介对人体功能的强化是如何塑造人的感知的呢？按照麦克卢汉的逻辑：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之所以能够塑造人的感知或构成对主体的“规定”，是因为媒介能够以“内化”的方式进入人的感知系统成为主体的构成部分，“我们观看、使用或感知任何技术形式的延伸时，必然会接受它。听收音机、看书报时，必然是将这些延伸纳入自己的系统中，必然要经历接踵而至的感知‘关闭’或感知位移。”也就是说，媒介通过融入主体的感知方式影响、塑造了主体感知事物的方式，并由此规定、固化了我们身体的某些功能、感知结构以及我们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在这里，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似乎产生了歧异之处，因为海德格尔虽然在意向与技术的关联尤其是在技术的“上手”与“在手”的分析中带出了技术内化的存在，但并没有明确地从身体的角度探讨技术的内化如何可能，从总体上说，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忽略了身体现象”。而麦克卢汉则是从身体的视角在媒介与人之间建立了关联：一方面，媒介是身体功能的“外化”，这一“外化”延伸、强化了身体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身体的功能是媒介构造的逻辑前提，媒介作为身体的外化又构成了其被内化的基础。由此可见，在麦克卢汉那里，媒介的内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媒介与身体逻辑的“同构性”。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内化之可能首先在于意向活动的“缘在性”，这种“缘在性”使得人与技术的关系在融合与认知状态中不断变换，形成人与技术的“在手”与“上手”关系。
虽然麦克卢汉和海德格尔分别是从身体和意向性的角度理解媒介与人的关系，但麦克卢汉同样将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运用到了其理论之上，这种运用突出表现在麦克卢汉以“背景/图形”阐释媒介之“显/隐”的分析中。
“所有的情境都包含有注意（图形）和另一个更大的非注意（背景）区域。二者跨越一个共同的边界或间隔不断交相纠缠，以便同时相互界定。一方的形态完全与另一方相顺相随。图形来自背景并隐退入背景。图形与背景的显隐是共构的，由其它可用图形的即时变化构成。例如，在演讲中，注意力从演讲者的话语转向他的姿式、转向光线或街道的声音，再转向座椅的感觉或者记忆、联想或气味。每一个新的图形依次将其他图形置换到背景之中。
如何理解这种背景与图形之间的转换？如上所言，麦克卢汉首次强调了媒介相对于内容的重要性，虽然媒介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影响却是隐而不现的，我们处于媒介之中而不自觉，“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然而，何以我们身处于媒介之中而不自觉呢？其原因在于，媒介即是灯光，“作为背景的灯光本身是看不见的，人们所看见的是被灯光照亮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是原先的感知世界（可能是声觉-触觉的世界）中的背景，而在新的感知世界（可能是视觉的世界）中就成了清晰的客观对象或者惹人注意的艺术品”。也就是说，旧媒介是背景而非图形，只有当新媒介出现并成为图形，而原来作为背景的旧媒介的作用才能被看到。麦克卢汉将人们对媒介的忽视称为感官的“麻痹作用”。事实上，更确切地表达应该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当技术处于“上手”状态时，我们是无法意识到其存在的，因为它已经融入到我们非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之所以会忽视媒介亦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由此可见，麦克卢汉在现象学的意向结构逻辑中看到了意识流动与媒介生成逻辑的一致性，从而将“意向性”逻辑运用到了“背景/图形”的理论中，其方式是用意向之转换来描述媒介“背景/图形”的变换，这种背景与图形的转换实际上即是意向性之转换的媒介表达，在海德格尔那里体现为技术从先于认识的“上手”状态转换为作为认识对象的“在手”状态。
通过对麦克卢汉“背景/图形”理论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麦克卢汉与现象学的理论关联。然而，麦克卢汉只是将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应用到媒介之上，而且是以一种更具隐喻性或模糊的表达吗？不然。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海德格尔那里，意向性转换构成了此在与技术的两种关联方式：实践的操作关系以及反观性的认识关系。以海德格尔常举的锤子为例，当我们使用锤子的时候，锤子越是得心应手，便越是从我们的意识活动中抽身而去。反之，当锤子功能失灵时，我们才会注意到锤子的存在。前者即是技术的“具身性”，后者则是技术的“对象化”。锤子从具身性到对象性的转变是人与技术关系从实践关系向认知关系变化的反映。在这里，海德格尔的人-技术关系依然是以此在的生存意向为前提和视角的；而麦克卢汉则将这种意向性转换逻辑下的人-媒介技术视角翻转为媒介技术-人的视角，并进一步追问这种媒介转换逻辑的意义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在致华盛顿联邦通讯局局长的一封信中，麦克卢汉认为：“西方人头脑接受的训练是从A到Z，而不是从Z到A。”而麦克卢汉自己的方法则是从结果开始逆向回溯。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卢汉正是在这里运用了这样一个反向的探寻方法：不是从此在的角度出发考察媒介技术对独特个体所具有的生存论意义，而是从媒介的视角出发，探讨媒介对人及其文化所带来的影响。这样一个反向追问带来了媒介研究逻辑的转向。
首先，从此在的生存论视角向媒介生存论视角的转向。从媒介-人的关系角度看，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此在如何通过“意向”活动的媒介化展开一个生存论世界，而麦克卢汉则更关注的是媒介如何通过其对实体世界以及人的观念世界的作用建构起一个观念与实体相互交融的媒介世界。“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技术不仅会影响到人类的思维，而且正是媒介构成了‘世界’或‘自然’本身——‘新媒介对我们感知生活的影响……不是改变我们的思维而是改变我们世界的结构。’”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海德格尔以此在为视角的媒介存在论被进一步放大和运用到广义的人类主体及其文化层面，从而使得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具有了更为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
其次，从海德格尔以“意向性”为基础的媒介向实体媒介转变，即将媒介的建构功能从“意向”意义上的媒介化转向实体意义上的媒介化。海德格尔是在意向的生存建构角度谈论媒介，此在的意识活动本身是一个“缘在”活动，也即是攀缘活动，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即通过意识活动的攀缘性建构起此在的独特的生存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物与物之间建立了相互的关联，这种关联即是物的媒介性。这种媒介性虽然包含着物性本身带来的指引性，但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却是意向结构所赋予的，当此在与周遭事物打交道时，即已经将事物纳入到了意向结构之中。因此，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媒介不仅包括人造物，也包括所有被纳入到意向之关注之中的事物，从这一视角出发，“所有事物，就其是某物而不是虚无而言，全部已经是媒介了”，由此可以说“万物皆媒”。另一方面，由于物的媒介性依赖于此在的先在性以及寻视操劳这一意向性活动，同样可以得出一个论断：主体之外无物存在。与海德格尔不同，麦克卢汉虽然持有广义的媒介观，但麦克卢汉只将一切延伸身体感官功能的人造物视为媒介，并未像海德格尔那样将一切被纳入到意向性活动之中的事物皆视为媒介。其原因在于，相对于海德格尔从生存意向视角理解媒介，麦克卢汉主要是从身体角度理解媒介，更关注的是实体意义上的媒介及其对身体感官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三、超越“二元悖论”：海德格尔向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演变
通过上文对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的交互阐释可以发现：麦克卢汉在诸多方面与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都具有相同之处。然而，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的相同之处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种相似性指向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其媒介思想与传统哲学中所体现出的媒介思想又有何区别？这是一个有待专门讨论的问题。本文在此略而言之，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即在于对于存在之媒介性及其本体性的揭示，这种揭示又是建立在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思维的批判之上的。
从媒介思想史的角度说，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可能是最早被表达的媒介观念，在德氏那里，“影像”是外在实体的原子的“流射”，我们并不是直接认识实体事物本身，而是借助于作为实体原子“流射”的“影像”。其后，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 “中介”的概念，认为在感官和认识对象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中介物”。这些中介物包括水、火、气等构成世界之本原的实体元素。可以看到，古希腊哲学中对“中介性”的揭示是蕴含在“二元性结构”的思维范式之中的。柏拉图的可感世界/可知世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灵魂/身体等二元区分。“中介”思想即源于对身体感官与认识对象中存在的断裂与区分的深刻领悟，这种断裂性意味着必须要借助于“中介”来跨越异质性的鸿沟，在二者之间建立沟通与联系。古希腊哲学中的这种二元结构在近代西方哲学的认知领域中日益呈现出来，表现为明确的主客二分即认知主体/认知对象以及表象界/本体界的二元模式，并由此引发了认知的中介性的难题。如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本身即隐含了一个判断：我们之所以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是因为感官认识的间接性，这种间接性也即认识的中介性。而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世界的区分也显示了认识的中介性，对“物自体”不可认知的论断表明康德沉浸于主体的中介性之中，将认识对象完全限定在主观世界。
与传统形而上学中所体现的中介思想不同的是，海德格尔试图超越其所带来的二元分割思维模式。
首先，海德格尔不是在“二元结构”范式而是在系统和结构的意义上谈及媒介，这使得海德格尔的媒介思想具有了本体论意义。如上所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在实指的意义上论及作为中介的实体事物，无论这一中介是影像、表象世界还是身体感官，而海德格尔哲学关注的不是“中介物”而是“中介性”。尤为重要的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媒介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其在特定二元结构状态中的“居间性”，而在于其在整个存在系统中的“指引性”，这种系统视角下的物的指引性的发掘使得海德格尔的媒介观不仅超越了二元范式，而且具有了独特的本体论意义。一方面，由于事物皆具有其指引性，整个生存世界就是物的指引性而建构起来的，因此，万物皆为媒介。另一方面，由于万物皆具有媒介性，离开这种媒介性或指引性物就不存在。由此可以说媒介即存在，媒介之外无物存在，媒介的本体论意义得以确立。
其次，传统形而上学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谈及媒介，无论是德氏的影像、亚氏的实体元素还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表象世界都是认识外在实体事物或本体世界的中介。而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则主要是从生存论视角言说媒介。在这一视角下，人与媒介技术或媒介世界的关系首先不是一种认识关系，而是一种实践关系，围绕着此在的意向性活动展开的生存建构本身包含了认识活动并构成了认识的前提。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中体现出了明显的系统性与结构性思维，这两种特点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麦克卢汉认为自己的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原因。当然，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并非现象学或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的简单演绎。以人与媒介的关系为例，麦克卢汉像海德格尔一样反对技术的工具论，认为媒介技术并不仅仅是工具或对象性存在，人与技术是相互融合、相互塑造的。但人与技术的融合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基于此在意识活动的“缘在性”，表现为技术在此在的操作中的“上手性”，在麦克卢汉那里则是基于身体的功能，表现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进而言之，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与技术/世界的融合基于此在对世界的先行领悟，这种先行领悟的本体论基础是前认识状态的、以生存意向为引领的实践操作活动；而在麦克卢汉那里，人与媒介/世界的融合是基于媒介是身体感知与功能的延伸。
因此，麦克卢汉不是站在海德格尔“意向性主体”的角度，而是站在“身体主体”的基础上，突出了身体所具有的建构意义。这种建构表现为人与媒介技术之间关系的两个面向：一方面，从媒介技术的创造角度说，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是人体功能的“外化”，人类通过这种“外化”创造媒介来强化、延伸人的感官，建构了人所生存于其中的媒介世界。另一方面，从媒介的使用角度说，主体具有将媒介内化的能力，通过媒介技术的内化，技术成为主体的构成部分，人的存在即是一种技术性存在。
由此，麦克卢汉的媒介观深刻揭示了“物我”之间的转换游戏：在这种转换游戏中，人通过创造性活动构建了一个不断生成与扩展的世界；而人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又不断影响、塑造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人和媒介/世界不断地交互影响、建构与融合，媒介/世界构成了人的象征与隐喻，我们理解媒介即是在理解主体，反之亦然。
四、结语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都注意到技术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本体论意义，致力于通过其技术思想弥合传统形而上学对主体与客体、人与技术的二元分割，重建人与世界以及人与技术的关联。但差别在于：在人与技术世界的关系中，海德格尔生存论哲学的起始点是以意向性为基础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关联。这种关联强调“元意向”或“前反思”状态的基础本体论地位，通过回归“前反思”状态中当下体验的优先性而超越主客二元对立。麦克卢汉媒介思想中人与媒介技术的关联则是一种“身体”为基础的关联，强调人与媒介世界之间的相互转化与融合，试图通过回归身体而超越二元悖论。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到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变化清晰看出从意向性结构逻辑到身体结构逻辑的演进，对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使得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具有了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麦克卢汉在意向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其“背景/图形”理论，强调了背景与图形之间转换的媒介意义，使其媒介理论具有了融合性与动态性。其次，海德格尔以此在的意向性为基础的技术哲学更多关注的是意义世界的建构；麦克卢汉以身体结构为基础的延伸论更关注的则是实体世界的建构及其对人的感官和社会文化形态的影响。这种从生存论意义上的媒介向物化媒介技术之关注的转变不仅为媒介研究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而且使得在生存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媒介技术思想挣脱了“此在”立场的限制，获得其独立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海德格尔技术/媒介哲学向麦克卢汉的演进是媒介技术哲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种媒介逻辑的演进和视角的转换标志着媒介学的诞生。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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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朱婧